按照一般的看法，古代的皇亲国戚倚仗皇权，一个个定然飞扬跋扈、欺男霸女，大肆贪污受贿。实则未必，当一个朝代皇权暗弱之时，皇亲国戚的日子也是不好过的。皇权暗弱，必然产生权臣。权臣依附皇权急剧膨胀，掉过头来反压了皇权一头，反噬皇权。可是，这并不是一种正常的权力制衡，而是皇权这种体制内的一颗毒瘤，对一切资源进行疯狂的、肆无忌惮地掠夺、攫取，下至平民百姓，上到皇亲国戚，皇帝的老婆，天子的儿子，甚至皇帝自己，无一幸免。平日里威风凛凛的皇亲国戚们，为了自身的生存，在权臣们面前也得卑躬屈膝献媚，也得“行金”，就是行贿，成为权臣手中最肥美的猎物和最能满足其权欲并以逞其快的玩物。否则，皇亲国戚们的下场与普通百姓一样，也得人财两散，家破人亡。

　　西汉成帝时，许皇后因为赵飞燕的诬告而被废，迁居于长定宫。许皇后的姐姐许孊与淳于长私通。许皇后鉴于淳于长的权势，就通过姐姐大肆贿赂淳于长，希望他在成帝面前替自己说情，不敢奢望皇后了，只求做个婕妤。淳于长立即感到这是诱取贿赂的极好机会，他知道许皇后所藏的私财一定很可观，正可以乘机大捞一把。于是，他抛出诱饵，答应一定劝成帝立其为“左皇后”。许皇后信以为真，不惜一切地贿赂淳于长。淳于长不把她的财富彻底榨干是决不罢休的，每次许孊到长定宫看妹妹，淳于长都要她带信给许皇后，不是说等待时机，就是说皇上正在考虑。可怜的许皇后把这一切都当成了真的，沉浸在“左皇后”的美梦之中。她把自己多年积蓄的珍宝源源不断地送给淳于长。据一些史料记载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淳于长诱骗了许皇后千余万金。

　　东汉桓帝即位之初，曾封弟弟刘悝为渤海王。后来，刘悝犯“谋为不道”之罪，被贬为瘿陶王，削其封地与租税。刘悝想恢复封地，就求助于中常侍王甫，请他代为说情，答应事成之后，赠送酬金5000万。王甫事前未曾得钱，也从未替其说情。时过不久，桓帝身患重病，想到以前对胞弟刘悝处罚过重，于是留下遗诏，恢复刘悝的渤海王的爵位。桓帝死后，王甫在刘悝面前装好人，说这是他向桓帝详情的结果，向刘悝索取5000万的报酬。但是，刘悝知道自己的爵位的恢复全是兄长桓帝的开恩，并非王甫之功，所以分文不给，三人为此结下了仇怨。灵帝即位，王甫在灵帝与刘悝之间极尽挑拨之能事，说刘悝不能继位怀恨于灵帝。灵帝信以为真，令人持节前往，斥责刘悝，刘悝被迫自杀。

　　东汉的“跋扈将军”梁冀更为离谱。这位“结巴”将军被抄家时，除了不动产外，竟然有三十多亿钱，相当于全国一年租税的一半。如此庞大的钱财，是来源于梁冀非同一般的攫取钱财的手段，其贪婪之手已经伸向了皇亲国戚，伸向了皇帝。汉安帝的母亲耿贵人去世以后，梁冀就向耿贵人的侄子耿承蛮横地索要耿贵人生前喜爱的宝物。耿承不肯给，梁冀就罗织罪名加害于他。结果，耿承及其亲属十多人被诛杀，财物理所当然地成了梁冀的囊中之物了。汉桓帝要纳他的妹妹为皇后，按照祖宗旧例，要向梁府下聘金二万斤。但是，梁冀嫌少，硬要改变旧例，要求皇家以厚礼迎纳。这事被朝中的大臣强力阻止了，没能得逞。这位集纨绔子弟的骄横放肆，流氓的凶蛮无理，政客的狡诈阴刁于一身的梁冀，手段果然够狠够毒。

　　明朝的裕王朱载勖是嘉靖帝的第三子，也就是后来的穆宗皇帝。当时，他的太子位号未定，而嘉靖一向淡于父子之情，所以裕王很难见到父亲。本来明朝的藩王除了平常的俸禄以外，还有“给赐”，但是，裕王三年没收到“给赐”了，王府入不敷出，他又不敢向父亲去要。裕王不得不叫左右向严世蕃送去1500两银子。严世蕃大喜，马上吩咐户部，将三年的“给赐”一次性补给裕王。事后，严世蕃大感满足，一种彻底征服皇权的愉悦油然而生，他得意洋洋地向大家炫耀，说：“天子儿尚行金于我，谁敢不行金者!”……最终，像梁冀、严世蕃这种权臣与贪婪的饕餮一样，“它的饕餮的鲸吞，能使东方的丰饶的土地，遭难得比经了蝗虫的打击和旱灾还要广大，深邃而不可救援”!最后，它把自己也吞噬而尽了。然而，非常奇怪的是，每当一个王朝把这样的权臣清除了的时候，这个王朝离结束也就为时不远了。